1964年的一天，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她经营的曼哈顿酒吧营业结束后返回公寓，她的公寓在皇后大街的一个安静的、中产阶层居住区内。当她下车朝公寓方向走去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持刀男人的恶意袭击。那男人刺了她多刀，她大声喊救命。一个邻居在窗口大声警告那男人：“放开那个女孩。”歹徒正欲图逃跑，但后来他发现没有一个人出来干预，于是他又从车里走出返回，将基蒂·吉诺维斯击倒在地，又开始刺杀她。女孩继续呼救直到最后有人报警。警察接到报警两分钟便赶到了现场，但基蒂·吉诺维斯已经死了，袭击者也不知去向。袭击行为持续了35分钟。警察在调查这一事件中发现，公寓周围共有38个人目睹了这一袭击事件，但最终只有一个人报了警。一对夫妇（他们说他们以为已经有人报了警）把两把椅子移到窗前，为的是观看这一暴力事件。而杀人犯也一直没有抓住。为什么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向基蒂·吉诺维斯伸出援手？皇后大街的居民们难道真的感情淡漠，缺乏爱心吗？为此，拉坦内和达利认为是由于观看事件的目击证人太多而降低了个体提供帮助的意愿，他们称之为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现象。两人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验证责任扩散现象，以癫痫症发作情景为例：

实验中，达利和拉坦内告诉纽约大学选修心理学课程的学生，他们两人对一些与大学生有关的话题非常感兴趣，想了解大学生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适应大学生活、城市环境以及他们正面临着的个人问题。他们要求学生坦诚地与其他学生讨论自己的问题，但为了避免难堪和不愉快情况的发生，学生们单独待在相互隔开的房间里，彼此之间通过内部通信联系系统进行交谈。研究者还告诉他们，这种内部装置每次仅允许一名学生讲话。每位学生有两三分钟的讲话时间，之后下一位同学的麦克风就会响起。实验者把学生分为三组，诱导第一组的被试相信他们仅仅能与另外一个人交谈；诱导第二组的被试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内部通讯系统与另外两个人交谈；第三组的被试被告知，他们可以与在线的另外五个人交谈。主试给出指导语后离开现场，讨论开始。事实上，每个被试都是独自一个人，其他的声音都是录音。

当被试们与其他“学生”在内部通信系统开始讲话时，被试听到第一个说话者是男性。他讲到他的困难主要是学习和适应纽约生活气氛，然后他又羞怯地补充说，自己有时候会犯严重的癫痫病，特别是在压力过大的时候。之后，便轮到下一个学生讲话。在第一组中，被试听完第一个学生的谈话后，就立即开始讲话。在其他两种条件下，被试在讲话之前会听到一个或多个其他学生的说话声。被试说完后，又轮到第一个学生。这时候突发事件发生了。第一个学生已开始声音很正常，不久癫痫开始发作（其实，这完全是录音机里发出的声音）。癫痫发作的全部内容如下：

“我我……想，我需要……有……如果有人……能给我一点……给我一点帮助的话……因为我……现在真的有麻烦，如……果有人能帮助……我的话，那……太感激……了。我的癫痫……就要发作了……我需……要一些……帮助，如果有人愿意帮助我……（哽咽声）我要死了，帮……助癫痫……（哽咽，然后就无声了）”

达利和拉坦内测量了每组被试帮助危难学生的百分率（帮助行为指的是离开小房间，通知实验者有学生癫痫发作）、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时间和提供帮助所花的时间。如果被试在4分钟内不做反应，实验就停止。实验结果如下表所示：随着其他旁观者数量的增加，试图帮助陌生人的被试比例下降，即便是对紧急情况做出反应，当想到还有其他人在场时，被试的反应也较慢。这说明人越多，责任越扩散，个人感到必须干预的压力也就越小。